蒋国华：（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原副理事长）

冯之浚先生对我来说亦师亦友亦兄。我们相识有40年了，1989年我女儿第一次学会走路就是在他家里扶着茶几实现的。1990年，我老伴患肾外科囊肿，冯先生让他的司机送来了1000元，在那个年代这不是小数目。他对我们像兄长般的照顾和关怀不胜枚举。今天围绕座谈会的主题，谈谈百年大变局下中国科学学的使命。

一，中国科学学45年

科学学在中国，以钱学森首倡研究“科学的科学”（钱学森，现代科学技术，人民日报 1977年12月9日）算起，45年；以1979年7月11日第一次“全国科学学学术研讨会”和全国第一个科学学研究小组（北京技术经济研究会会长霍俊教授批准成立“科学学研究组”）算起，44年。

45年，中国科学学成绩足著，业绩辉煌，在我国的自有指标下，怎么说都不为过。有几家科学学杂志40周年纪念文章为证。

但若放眼世界，比如，比较《科学》、《Physics Reports》（物理学权威综述期刊）、《Scientometrics》、《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等近几年刊登的有关科学学专论文章看，我国科学学的成就，基本上和我国其他硬科学领域一样，隶属于“引进、消化、吸收、集成、再创造”的范畴，亦即为国家科技政策和科技管理服务。其中，软科学之派生并异化出来，就是一个足具中国特色的明证。这一部分大约占90%强。而冯公生前念兹在兹的、已故大连理工大学刘则渊教授敬称为“冯之浚之问”的——“科学学的核心理论是什么？”，亦即科学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与时谐进的新研究方法、新研究领域的开辟等，约占10%弱。

二，中国科学学的现状与挑战

我非常赞赏贵所老所长刘吉教授在贵所庆40周年采访标题：“不忘科学学研究初心 牢记咨政益世使命”。刘吉提出了“两手都要抓”的目标。他的原话是：“我觉得科学学研究所既要为市科委服务，同时还要以天下为己任，要研究全球化背景下，今天世界上科技发展到什么地步，科学技术在其中起了哪些作用，先进发达国家科学技术是怎么发展的，我们可以借鉴过来，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必要，两手都不能放掉。”

中国科学学的现状，大致可用90%vs10%来描述；至于挑战，兹举其要者，敷陈十点：

挑战1。百年大变局下中国科学学工作者应该研究和回答的问题，首在美国挑起的“竞争”（实则是“丛林之战”）中，如何取胜。美国人把中国视为敌人，既非心血来潮，亦非近年的仓促之举，而是反反复复思考与左左右右权衡了半个世纪之久的最终决断。古人说，“前事昭昭，足为明戒”。作为科学学工作者，尤应认识和总结近半个世纪苏联解体和日本“失去的20年”（东中西部发展智库，日本“失去的20年”，对解决当下中国宏观问题有何启示，2023年4月1日 08:38）这两件影响世界发展的“前事”过程中，美国所以胜出的科技因素。

挑战2，技术能力。诸如科技日报总编辑刘亚东2018年特朗普惩罚中兴之际指出我国除了芯片还有35项“卡脖子”问题等等。所谓“卡脖子”问题，用科学学语言讲，基本隶属技术能力范畴。君不见，今天中美企业的差距，约等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美企业的差距。

其时，日本人初见战后“发财树”日长参天，于是直接跑到美国“买买买”，大有把华尔街买下之势。美国也有“写手”（指经济学者/新闻记者），著文出书，如《日本第一》（傅高义1979）。

经历过“日本第一”那个时代的人们知道，日本是“通过微电子技术革新，让日本企业走过冰箱、电视等电子产品阶段，进入到了录像机、摄像机、数码产品的新阶段。这场技术革新带来了日本经济的全面繁荣，民众真正体验了世界经济排位第二，但发展势头第一，极有可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感觉。”（陈言，感觉时，美国人来了，观察者网2020年9月6日）一时之间，“惊愕全球”。

然而，好景不长，美国人又回来了，日本不得不迎來“失落的二十年”！事实上，远不止二十年，迄今日本经济也没有缓过神來。

回过头来看看，日本上个世纪战后重建/崛起的那些产业，是科技创新产业，但其“微电子方面大部分技术源于美国”！换句话说，其时日本是靠科技产业崛起的，但不是原创科技产业！当美国以新鲜的原创科技产业，诸如互联网、微芯片、人工智能等，更换到新赛道上时，日本根本是乏力应对，只有継续“失落”！

而今我谓中华之崛起，不是应该从日本“失落二十年”中汲取点什么么？所以，不能仅仅醉心于“弯道超车”，技术能力还要寻找和“更换到新赛道”。

挑战3。科学能力。钱老多次在不同场合讲过：“科学学包括这三个方面：第一，是研究科学技术的体系结构，叫科学体系学；第二，是研究如何将科学技术力量组织起来，叫科学能力学；最后（第三），就是研究科学技术与整个社会以及国家活动的关系，叫政治科学学。”

“卡脖子”者，技术能力短板也。而技术能力短板，根子在科学能力不如人也。没有科学能力作为基础支撑的技术能力，大约难于出现熊彼特称之为的“创造性破坏”，亦即难于成就原创科技产业。

挑战4。政治科学学。钱老还亲自写信给赵红州教授，要我们研究政治科学学。正是在钱老的指引下，我们不仅发表了多篇颇有影响的研究论文，诸如《政治科学学》、《论政治科学现象》、《政治科学学论纲》、《格森事件与科学学起源》、《大科学时代更需要科学帅才》等，而且还专门组织过多次“政治科学现象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会议专题论文集《政治科学现象》。

面对百年变局下美国的疯狂，政治科学学工作者必须研究美国的科学能力和技术能力。为了在与美国这场世纪“竞争”中稳操胜券，这个问题绕不过去。美国雄踞世界科学中心已逾百年，且尚未显现出退出的迹象；究其因，实乃非是学术界多数学者认为的改造了大学，而是改造了科学，亦即科学的体制机制。这块“他山之石”，中国科学学家应当认真借鉴，洋为中用，“可以为错”，以抵达后来居上之理想彼岸。

挑战5。科学体系学。或者，如钱老说的“科学技术的体系结构”。这是钱老早在上个世纪就给中国科学学工作者指出的研究方向。值得指出的是，我国学术界疑似迄今依然停留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认知水平上，对钱老提出的“技术科学”、“工程科学”，既没有深究，更没有看懂其与科学的关联。2018年4月16日美国导演的“中兴芯难事件”，才给那些高唱“中国现在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都分别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人们迎头一盆凉水而有所清醒起来。不过，古人云“山重水复疑无路”之际，眼下有个“柳暗花明又一村”正在走来，不失是个“天赐良缘”！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疑似前锋受阻，无有重大突破。连英国金融时报今年初发表的特约科学评论文章也称：“近几十年来，颠覆性的科学成果似乎在减少，很多论文似乎只是在概念上‘炒冷饭’”（安贾娜•阿胡贾，为什么科学进步越来越慢了？FT中文网2023年1月28日 15:16） 

众所周知，对科学发展中国家来说，世界科学大停滞有利于我们中国的追赶。犹如中国科技大学袁岚峰教授指出的“业界普遍认为，在一段时间内，28纳米的技术将保持性价比最高的地位。而28纳米的技术，中国已经接近掌握了，这就给了中国一个难得的追赶机会”一样。（参见：袁岚峰，中国科技的真实实力，这篇文章讲透了！搜狐网2018-07-08 10:30 http://www.sohu.com/a/240004605_465207）

挑战6。科研评价。众所周知，科学探索过程及其成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而科研评价归根到底是人为的、主观的。这是同行评议过程固有的本质特征及难点。自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行政评议，经同行评议，才出现了量化指标评议。这既是一个渐进过程，亦与国际科研评价的历史与进程相一致。或曰，大势所趋，倒退是没有出路的。比如，以科学同行评议产生的故乡英国为例，英国财政部2006年下文“建议拨给大学的核心研究款项，可不再依照同行评议办法，而是采取‘（文献）计量学’方法拨付”。（“In 2006,the UK Treasury proposed that the core research fund might be distributed to universties via ‘metrics’ rather than peer review.  The(then)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 and HEFCE carried out work to explore this proposal and develop a sound implementation pathway  that accorded with  system  requirements.”引自HEFCE，Pilot study of bibliometric indicators of researc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a Bibliographic database. ——Report to UK HE funding bodies by Evidenc Ltd. HEFCE 2009. http://www.evidence.co.uk.Report to UK HE funding bodies by Evidenc Ltd.）  

由此足见，同行评议vs科学计量学评价指标是“深化科技评价改革”路上一个绕不过去的挑战。

挑战7。科学家动力学。习近平总书记在20大报告中指出，要“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中华民族有人才，新中国有人才，从钱学森冲破重重阻力毅然回国，到万千学子滞留国外“胡不归”，正反两个方面，都要研究。这就是科学家动力学问题。对科学学工作者来说，既是大题目，亦是大挑战。

挑战8。科学学数学化。互联网时代，ChatGPT来了，大数据+大模型来了，科学及其结构大数据及其关联的网络化(合作网络、发表网络、引文网络、交流网络)、复杂化（网状结构、非线性、大跨度）、数字化(不仅文本、图表、视频，而且实体可数字模拟)，因而从研究对象、方法、工具都前所未有；科学数学化，即科学计量学必须映射到科学学的理论根基上，以重新认识和发现科学发展的规律。

挑战9。科研诚信。人类在科研活动中作弊、造假、剽窃等，既是反映人性中固有特性的自然现象，亦是自英国皇家学会成立以来世界各国科学界始终普遍存在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科学社会现象。从诺贝尔获奖者，到大学教授和大学生/科研新手，无不涉及，概莫能外。提倡诚信，加强教育，建黑名单，宣辅德治，都是可行且必要的，但依国际经验看，归根结底要靠制度和法治。从科研院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到大专院校，无不对科研活动中作弊、造假、剽窃等一再宣称零容忍，然而，或许由于互联网“个人日报”信息自主功能普及化的加持，涉及科研诚信丑闻，疑似大有一茬又一茬、层出不穷之势。从处理结果看，大多案例不是轻描谈写什么“学术不端”，就是发明新词语“图表误用”之类来塘塞，更有甚者还出现“刑不上大夫”的怪象。总之，科研作弊犯错的成本非常低。

科研之于诚信，犹官场之于廉政。天底固安阔，时代使命，科学学工作者大有用武之地。

挑战10。研究大问题。中国有志向的新生代科学学工作者，应答敢于直面从“李约瑟之问”、“钱学森之问”、“杨振宁之问”，到“冯之浚之问”。

三，中国科学学的未来

“为了应用科学，科学本身必须存在。假如我们停止科学的进步而只留意科学的应用，那么，要不了多久，我们很快就会退化成中国人那样，他们多少代人以来在科学上都没有什么进展，因为他们只满足于科学的应用，却从来没有追问过他们所做事情中的原理。这些原理就构成了纯科学”。（享利.奥古斯塔斯·罗兰，美国科学的独立宣言：为纯科学呼吁，《科学新闻杂志》2005年第5期，于1883.8.15演说）

“要想把科研效率略微提高一点点儿，就必须有一种全然不同的新学问来指导。这就是建立在科学学基础上的科研战略学。”（参见贝尔纳，二十五年以后，戈德史密斯、马凯主编：《科学的科学——技术时代的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年第1版，第255页）

“科学的科学”如果把那个应用目的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它将会破产。（参见普赖斯，科学的科学，戈德史密斯、马凯主编：《科学的科学——技术时代的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年第1版，第244页）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指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个“大变局”中，美国人想干什么？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讲的大实话：（对美国来说）最好的生存之道是毁掉中国！

这是美国人对我中华民族全方位的打压、遏制，且无所不用其极；妄图像1840年英国那样，重新纠集“西方列强”，遏制、打垮、肢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中国科学学工作者来说，首先要看到我们正面临着美国在科技领域的遏制与竞争。美国为什么能在大半个世纪中成为世界科技领域的霸权？究竟是哪些原因成就了美国的科技发展和综合国力？

借用布哈林的一句话：中国科学学，努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