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组织的基本观念、特点和职能反映了其脱胎而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制度。从古至今，军事组织一直依据这些驱动因素在演变。根据阿尔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的说法，由于信息技术（IT）领域的重大革新，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第三波变革。军事革命（RMA）的支持者进一步认为这些变革产生了新的领域（信息域），它前所未有地改变了战争的性质。正如预期的那样，IT在世界主要的军事机构中都找到了一席之地，如同它出现在所有生活领域中。

除在军事武器装备中获得普遍应用外，IT已经显著地渗透到指挥控制（C2）结构和系统中。事实上，一种高效有效的C2结构，才能满足当代环境中C2面临的各种挑战，实现效果的协同。此外，在现代冲突中，行动谱系和作战地域需要有更大的控制跨度和更高效的指挥，涉及到复杂的机器、武器和人员。基于这一意识，世界各国军队投资了数十亿美元采购现代IT支持的C2系统，开发新的概念/模型，以满足未来C2的需求。

阿尔伯茨指出，通过优化作战空间信息，IT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战争迷雾（特别是在物理域），从而能逐渐提高C2的速度和效率。然而，由于各种潜在的原因和问题，现代IT所提供的真正潜力仍未得以实现。因此，分析这些关键的环节、缺点和障碍，将IT完全集成到传统/常用的C2系统中，并根据全局环境的要求进行适应性改造，就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将阐述军事组织在利用IT改进C2方面的巨大潜力，使C2在现代作战空间中更加高效和有效。然而，传统的C2必须重新设计和调整，以充分适应和利用真正意义上IT的动态趋势。本文是一篇理论性综述，分为三个章节：首先作为背景讨论 C2 的概念轮廓，然后分析传统C2与现代IT概念的关系，最后提出若干可行的C2模型，作为对未来的展望。

*译者注：此文是加拿大军事学院一名学员撰写的学术报告，不代表加拿大政府或国防部立场。

定义C2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对 C2 术语有多种不同的解释，从大量相关的文献和理论观点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同样，它在学者甚至有C2实践的人员/组织中都显得有些神秘和模糊。因此，重要的是首先通过某些定义和概念，介绍C2领域的背景，这些领域可能受到或将受到IT革命的影响。

根据美国参联会出版物给出的定义，指挥是“负责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规划对军队的调用、组织、指导、协调和控制，以完成指定的使命。它还包括负责隶属人员的健康、福利、士气和纪律。”而C2是“由适当指定的指挥官对隶属和附属部队行使权力和指导，以完成使命。C2功能的执行体现在指挥官规划、指导、协调和控制部队和行动完成使命过程中，对人员、设备、通信、设施和程序的安排”。从这两个定义的相似性可以明显看出，指挥和控制术语经常互换使用。然而，许多业者和学者都试图区分这两种活动，如认为二者是艺术（指挥）和科学（控制）的关系，也有认为是指挥官（指挥）和参谋（控制）的关系。

将C2看作决策可能是最具影响力和最普遍的观点之一。缘此，世界各地军队大量投资于采办现代通信系统，以改善信息获取、情报融合，获取战场知识优势（DBK），实现高效决策。在军事组织中，C2相当于人体的神经系统，因为它们接收并处理来自不同传感器的信息，做出适当的决策。博伊德通过著名的OODA环解释了这个概念，强调速度对做出正确决策的重要性，并通过中断对手OODA环来获得超越对手的优势。

许多经典历史文献将指挥描述为艺术，并强烈认为，C2是一种人类的努力（Human Endeavour）。只有人类指挥官才具备实现使命目标所需的创造力、创新性和勤奋果敢精神，并能承担解决C2棘手问题所需的责任。克劳塞维茨认为，指挥是一种军事才能，是个体具有的非凡特征和特质，不仅能帮助他有效地指挥下属，而且能制服敌人。孙子认为，故将通于九变之地者，知用兵矣（指挥官不能仅靠自己的直觉决策，还要能精通各种计算和权衡利弊的方法）。尽管经典的战略家和指挥官的解释各不相同，但人类仍然认为，在他们心目中决策是C2的核心部分。因此，通过回顾历史了解我们现在的军事C2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指挥一直与人类指挥官密切相关。

C2通常还被认为是一种有组织的过程。这种观念认为，由于C2的复杂性和多维度，它不能依赖于个别人，需要一个慎重的组织过程。这个过程是有序的、有条不紊的，横跨系统的各个组件/分支，最终实现所需的产品。它设想，指挥不应依赖于少数罕见的军事天才，而应通过慎重的过程、最佳实践和程序，使天才思想制度化。实际上，它提出了层次结构原则，即按照标准的作战程序（SOP）运作，最终由一个位居高层的人执行。

阿尔伯茨和海耶斯将C2解释为四个战争域（物理域、信息域、认知域和社会域）的功能。根据他们的概念模型，物理域包括C2传感器、系统和平台。信息的收集、处理和存储都属于信息域。对信息的认识和解释，包括影响信息分析的心理模型、偏见和价值，以及采用何种响应，都属于认知域。人员和实体构成了C2的基本组织和理论，它们之间的交互属于社会域。重要的是，该概念模型解释了在信息时代C2的直接和委托的角色，强调了社会行为塑造了C2过程的最终结果。

目前的C2——演进和特征

根据阿尔文和托夫勒描述的历史证据，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经历了第一次（农业）和第二次（工业）浪潮。工业浪潮给军事领域带来了重大变革，特别是在规模、结构和C2方面。工业时代经济实体和企业实行的大多数管理原则，已复制到军事C2。然而，对于当前/信息时代的军事C2，我们还不能说类似的话，因为信息时代的C2似乎仍然继承工业时代的某些遗产。在分析IT对C2的影响之前，需要认识到目前 C2存在以下几个重要的和共同的结构性特征。

（1） 总体的指挥权限和权力取决于某个人，他拥有决策的合法授权，这是由他在组织中的职级/地位决定的。通常有参谋和顾问协助他工作，但会因组织类型和规模不同而有所差异。在方法论方面，基本上遵循计划指挥（Command by plan）与效果指挥（Command by influence）相结合的原则。

（2） 和工业时代一样，今天大多数军队都将他们的角色尽可能精确地划分为清晰的机构/分支，并可通过现有的知识、技术和人员来掌控。这些参谋机构通过以J打头的代码/任务来表示，如人事、情报、作战、后勤等，他们监督、报告、规划和实施其职权范围内的职能活动。

（3） 机构和部门的组织结构决定了C2是分层的，中层领导/管理层称为参谋。有些权限下放给中层管理者，他们负责向下级管理层解释行动意图，保障行动的协同。参谋的规模和层级是基于任务、组织的总体规模和所需的控制跨度而定的。

（4） 目前C2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控制措施来消解地面作战部队单元间的冲突。这些控制措施包括定义责任区（AOR）、限高、停火区等，分配C2结构内的权力和责任，并为部队的各作战要素提供最佳的作战环境。

（5） 集中规划仍然是指挥官能够在时空中安排部队和行动以完成使命的关键。此外，考虑到动态的战场环境和计划的脆弱性，分散执行则是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鼓励采用的最佳实践。

网络中心战

网络中心战（NCW）是一种未来战争的作战概念，是美国联合愿景2010和2020的核心，旨在创建和利用信息。它专注于增强信息赋能的作战能力，通过传感器、决策者和射击者的融合集成，实现公共作战图像（COP）、高效C2、自同步和强大的杀伤力。虽然NCW的概念轮廓已经构思出来，但仍在研究确定其C2结构，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仍需继续研究。然而，创建NCW的C2有关原则被认为是：

（1） 一支强大的网络化部队，支持信息共享和协作，能够提高用户之间共享态势感知和信息的质量。

（2） 共享的态势感知和 COP 导致自同步，能显著提高完成使命的效率。

（3） 各级梯队获得信息的机会大大增强，并将重新定义使命参与者之间、指挥官和下属之间的关系。

跨域力量使用的概念（PFEC）

PFEC（Pan-Domain Force Employment Concept）是加拿大武装力量（CAF）的一个新兴概念，是我们如何战斗的核心，它需要获得更多的能力，能跨域（物理域和认知域）集成，并能与国家权力的其他要素协同运用。除了三大传统的军事作战域外，网络域和太空域也包括在这个概念中。它确定了未来战略和战役环境必备的14个关键要素，以便能生成与作战速度相称的全面响应。PFEC的C2要素需要新的跨域方法，立足于先进的通信网络、高水平的集成、与新伙伴的链接和共同的信息管理实践，包括地区级、国家级、全球级。

系统之系统（SOS）

这一概念强调在未来的军事行动中，有必要履行联合战略理论和各组成部分之间的高度集成。SOS的先驱威廉·欧文指出，“SOS”可以通过三种技术的集成来创建：情报、监视和侦察（ISR）；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和情报（C4I）；精确火力。SOS的C2部分将是实现ISR、C4I与精确火力之间密切协同的关键。C2将有高度鲁棒性和互操作，并依赖于各军种精心策划所付出的努力。

虽然这些概念的外沿可能有很大不同，但从C2的角度看，均指向要加强集成、共享感知/COP和决策速度。在概述C2相关维度，讨论了C2一般的结构和未来期望后，下面深入分析C2这些方面的话题，以确定今天C2所处的地位，以及我们可以为它做些什么。

决策与集成

在当今复杂的战场上，快速和准确的决策是实现协同/聚合效应所必需的。简单地说，决策包括获取正确和及时的信息，基于分析提取选项，最后选择可行的行动方案。这个简单高效的过程通常称为OODA环，被广泛用来表示C2的功能。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变化不大，但今天的作战环境、手段和方法已与过去完全不同。信息技术显著提高了OODA环的速度和质量，因为能使用强大的ISR平台快速获取信息，能使用鲁棒无线通信网络，能使用大数据分析能力。如今无论何种时刻和天候，指挥官均可以实时地访问三类信息（语音、视频、数据）的播放服务，从而增加了决策的时效性。然而，在采用的手段和最终所需的效果方面，离理想的集成水平仍然有许多差距。两个主要障碍是：信息在多层等级式C2结构中流转速度慢，信息分布不均匀/不规则。

信息的慢速传送和延迟可以归因于指挥链过长，信息只能在多层拓扑中上下流动，从而限制了高层与下属的直接交互。庞大的中间管理层（通常出于控制机制的需要），原本是为了简化办事流程而创建的，似乎成了主要的梗阻区——层数越多，需要的传输时间越长，错误或失真的概率越高。此外，存在一种文化和倾向（有时还很突出）：凭借保密的名义和“按需共享”的理念，限制用户对信息的访问。虽然毫无疑问要保守必要的机密，但对信息的扼杀已成为我们组织文化的一部分，特别是在中层管理部门。

其次，在C2机构中信息的分布是不均匀的，它往往存放在保密柜和保密室里。我们的专业部门好似烟囱，相互之间有明显的脱节，阻碍了信息的横向流动，限制了共享感知/同步行动的开发。这些烟囱有自己的文化和价值取向，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狭窄的目标。信息交流和协作并没有成为一种规范，常常必须借助外力才能完成。这类传统的鸿沟发生在作战/计划部门和物流/行政部门之间，由于许多根深蒂固的偏见，它们彼此之间往往互不往来，对作战的计划和执行产生不利的影响。此外，大量的信息囤积在指挥官和他的助理手中，没有往下传播。在一场短暂的、轮廓清晰的跟踪行动中，指挥官自己可以直接监控目标时，这种信息梗塞似乎不是大问题，但在常规或长期的军事行动中，信息梗塞情况是极其危险的。

C2中人的因素

尽管有不同的观点，事实上指挥仍然依靠军事组织中的个人，这种局面是历史上形成的。这些人通过指令实施指挥，并有权代表组织做出最终的决策。然而有趣的是，C2中人的因素现在受到大多数IT的挑战。人类思维（指挥官）在处理一系列复杂问题所需的非凡能力、创造力和直觉，在今天遇到前所未有的考验。人工智能（AI）在解决问题和决策能力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并且已进入世界许多军事规划和战争博弈项目。超级计算机不仅以闪电般速度分析和管理大量数据，而且能够创建逻辑模型、情景预测和做出准确决策，远远超出人类的理解能力。当今企业界使用的许多计算机软件能高效地执行与传统军事参谋功能有关的任务，如计算、监测和日常事务的协调。然而，我们的C2结构仍然是以人为主，很少利用机器和计算机进行控制。除了有抵抗变革的倾向、在安全和文化上不认同外，这些基于技术的模式经常被认为对人类指挥的概念和权力构成直接威胁。

在社会域和心理域，指挥负有重要的领导角色——这也是通常认为指挥是艺术的原因之一。了解你的士兵，与他们互动并建立信任关系对管理部队至关重要。军事指挥官的角色是评价其领导众人的能力（领导力）和效率的重要参考维度。蒙哥马利指出，指挥就是在信任的基础上与下属建立关系。出于同样的原因，亚历山大大帝甚至在他受伤的时候也经常视察军队。不幸的是，IT开始减少这类密切的互动，削弱这些传统关系。现场勘察、巡视和个人互动遭到挤压，经常被电话呼叫、视频会议和网上聊天所取代。它不仅影响了重要的C2功能，而且随之会导致士气低落、人才难保留和部队高度战备等级难保持等问题。

感知管理与联合意图

军事组织中的叙事构建和感知管理已经成为现代冲突最重要的指挥职责。正如埃米尔·辛普森在《战争从头开始》中提到，全球化和IT增加了冲突的战略受众数量和类别，他们的看法对界定军事行动的最终结果至关重要。除保持战略叙事外，信息控制和指挥意图共享至战术层面具有挑战性，因为今天的士兵有多种信息来源。不同的解释环境、社交媒体的影响和完全令人困惑的战争特征使上述问题更加复杂。基层指挥官在执行战术意图方面往往面临困难，因为不同的战术指挥官往往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事情，想用不同的方式做事。艾米尔·辛普森在描述他个人经历时提到，由于各梯队无法同步他们的指挥意图，这种差异正在加剧，这往往导致了在复杂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上作战行动的失败。事实上，丰富的信息（除了来自指挥链）、信息变更的频率以及接收的次序，造成了对21世纪C2的严重挑战。

C2是过程

目前的C2特别是中间管理层，均机械式照章行事，通常基于标准的作战程序（SOP），既按部就班又十分耗时。今天，参谋的两项主要功能，即信息传送和员工的监管，可以用IT解决方案来实现，兼有必要的安全和效率。大量的参谋人员可以削减，他们只需按指挥官要求，作为规划过程的一部分，负责繁琐的业务校核。多年前的数据、记录、报告等保存在各种文件和文献中，可以很容易地数字化，集中放置在易于访问的无纸环境中，以减少我们对文书人员的依赖。

另一方面，随着高科技设备的引进，越来越需要将专家助手、运维人员和故障排查人员纳入军事组织，特别是在战役和战略层面。日益依赖民间承包商和专业人员，对指挥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特别是训练方面形成新的挑战。我们面临的困难不仅仅要进行必要的军事训练，还要在考虑法律和道德门槛的同时，对文职人员建立传统/权威性的控制。

基于网络的C2

为解决日益增长的C2集成需求，从传统的层次结构切换到网络模型是一种值得关注的选项。在网络化的C2系统中，所有个体都是平等和自主的，能均等地获得信息，在高度同步的环境中拥有共同的意图/理解。此时不会出现层级上的耽搁，不会出现单一的决策者或指挥官，决策将基于共享的感知和共识。权限、资源和权力将扩展到较低/战术层面，导致建立边缘型组织，会根据态势的具体情况快速做出决策。边缘型组织将高度敏捷，特别胜任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处理不确定性和意料之外的情况。

然而，上述都是理想的情况，重要的是了解网络化的一些严重后果，以及全面采用网络技术的可行性。虽然群体思维是有益的，但基于大量受众/利益相关者共识做出决策是非常棘手的课题。它不会缩短决策时间，反而有可能导致决策延迟，或导致不适当的决策。正如约米尼所说，基于共识的决策倾向于寻找最小公分母，做出的决策会没有任何风险。在时间紧迫和有争议的战场环境中尤其是这样。现在需要从联盟的角度来考虑网络决策的情况，考虑面对未来战争我们可能采用的方式。各不相同的利益、法律和国家告警体系以及其他差异性将使集体决策变得极其困难。

将权力/权限下放到边缘，并对整个组织授予完全平等的权力可能是有害的，特别在信息主导和信息广为传播的时代。毕竟，科学的决策需要决策者具有必备的才能、创造力和广阔的视野，这不是网络中每个人都能具备的。正如皮戈和麦肯在他们的CAR模型中所解释的那样，只有具有高水平能力和经验的人，才应该给予更高的权限，实现C2职能的均衡分配。在当今时代，小型行动往往会引发战略效应，使得全面实施这一概念极其困难。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不同层级（战略、战役、战术、战斗）作战的同质性和可见性的增大会引发意外后果，包括有可能导致信息过载、微观管理和扼杀创新。战役指挥官干预战术事务甚至战术行动的执行，这方面的趋势已经越来越加剧。虽然可以部分归因于涉及各类参与者的切身利益，不断增长的照顾主义和来自组织的压力，但对低层可见度的提高是造成这种效果的首要原因之一。

AI主导C2

许多对未来C2的需求，特别是与决策相关的需求，通过将AI融入到C2结构中有可能得以实现。鉴于AI的决策潜力，它如今不仅是投资的重点领域，而且被谷歌、脸书和苹果等领先科技巨头广泛应用于商业计划中。同样，全世界一流的军队也开始投资AI并将其能纳入传统的决策过程/作战规划过程（OPP）中。相反，一些软件技术层面上的决策，如反导作战已经完全实现自动化。虽然有一种理性的观点认为，未来超级人工智能（ASI）将在机器学习和深度思维等各个方面超过人类大脑的能力，但问题不是“有无可能”将C2职责委托给机器，而是这样做 “是否合适或可行”？因此，谨慎的做法是既要重视机遇，也要重视挑战，需确定C2在哪些领域和多大程度可以采用AI技术。

虽然人类指挥官具有优越的学习和思维能动性，但人类的基本个性、心理和特有的情绪（畏惧和恐慌）可能会对C2和整个作战行动产生不利的影响。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说，战争的大部分心理迷雾都是人类情感本身造成的。其次，人类与电脑不同，容易受到健康状况、压力和疲劳的影响，而AI不需要休息或睡眠，可以24小时工作。拿破仑因健康状况不佳而导致短暂离开滑铁卢战役的指挥岗位，历史证明这是决定性的损失。

另一方面，对AI主导C2的有效性和可行性提出了许多严峻的问题。到目前为止，似乎缺乏战争艺术方面的研究，如政策和战略的微妙之处。AI在冲突的法律、文化、人道主义和伦理方面的作用和能力并不明确。通常认为，与机器相比,人类的大脑更容易接受由不确定态势带来的动态性和复杂性。如果依赖于机器执行的程序做决策，就有可能存在偏差。与政治和外交斗争相关的指挥策略也很模糊。此外，军队缺乏实施AI所需的资源（经费和专业技术知识），而且在不久的将来这种状况可能不会改变，至少在自由民主国家中是这样。民用工业和企业的潜力难以利用，由于担心对企业和声誉有影响，它们不愿成为国防项目的合作伙伴。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权力始终与人相关，人类历来是围绕权力勾心斗角，将权力让渡给机器将是十分困难的。

C2的混合结构

很明显，上面讨论的两类C2模型各有利弊，全面采用是不可行的，也不适合全盘采用，至少目前是这样。然而同样明显的是，为充分利用IT提供的潜力，目前的C2还没有实现全面的优化。因此，需要进行过渡，其中可行的选项之一是，在目前的C2中系统性地导入精心选择的基于网络和AI的能力，将C2转换为高效的、不断演进的混合结构。这些网络赋能能力（NEC）和AI作为使能者，将分担指挥官和参谋人员的负担。此外，由于世界各地军队的规模、文化和角色不同，提出标准的未来C2结构不切实际。因此，对建议的C2混合结构的共性部分解释如下。

决策权应保留给人类指挥官，无论最终是落实到某个个体还是某个团体，同时要减少严重集权的倾向。最大限度地利用AI有助于提供高效的分析、战争博弈、通信、数据管理和治理，同时不要过分强调AI在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和程序中的应用。应寻求私营部门在这方面最大限度的支持，以跟上最新技术的发展和全球趋势。

C2拓扑应该扁平化，减少层次结构中的层级和分支。使用基于IT的能力和数字化技术扩充其控制跨度。众多、冗长、重复的参谋功能应让位给快速的计算机软件。能为不同梯队提供更直接和快速的通信来改进通信延迟。虽然创造共同意图的环境绝对重要，但由于端节点的人员能力水平不同，全面实现相同水平的理解和解释仍然很困难。这也突显了问责制的重要，因为追责极其困难，特别是当最终责任是由指挥链中的高层承担时。此外，各种制度和社会政治因素的限制，也会影响到指挥官的决策。基于这一事实，与其建立一个开放/同质的网络，不如创建一个优化的网络，以确保各级和各分支机构之间的运行和信息具有适当和充分的可见性。

尽管将权力和主动性推送到战术层面是个好主意，但显然是非常棘手的难题。今天的战争是混合型,争权夺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这使得政府和战略指挥官甚至对军事行动的战术级执行也极其敏感。战争的风险很高，未来微观管理的趋势可能会增加，因为战役级指挥被认为是可以挤压的环节。这意味着集中规划的重要性可能会增大，而分散执行的概念（二战中使用的机动作战和使命战术）需要改变。未来的跨域作战和联合作战更需要集中执行，以实现预期的协同效应。剥夺战术指挥官的主动性肯定会导致怨恨，其解决办法是增加各级指挥间的联系和交互，将C2领域从指挥和控制（Command and Control）塑造为咨询和协调（consultation and coordination）。更重要的是重视C2领导力的培育。快速沟通、组织扁平化和网络赋能能力NEC的使用，将有助于有效地弥合这一差距。这也将有助于联盟作战，届时许多民事利益攸关方也会参与决策。

C2正在按信息时代的规律进行转变，但转变速度肯定很缓慢。IT提供的机遇很有吸引力，但受众多机制和环境因素的制约，不太容易利用。由于理想的、全面的未来C2结构难以设计和预测，因此必须采用基于NEC和AI组合的渐进的混合模式。有必要将层级式结构扁平化，并将权威风格的指挥文化转向更协作的C2形式，以便利用技术的优势。必须采用综合平衡和分阶段实施的方法运用新技术，使C2更加高效和有效。此外，在考虑增加或放弃对NEC和AI的控制之前，必须进行彻底的风险评估。

（《中国指挥与控制学会通讯》编辑部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