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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步青效应”
时间:2022年07月19日 信息来源:互联网 点击:


“苏步青效应” 

本文原载《光明日报》1985年9月22日。

赵红州 蒋国华

 苏步青教授是著名的数学家。他培养了我国一代年轻的学者,其中有的已经是世界知名的数学家。有一次,苏先生在接见自己的学生时说,人家都说“名师出高徒”,我看还是“高徒捧名师”。我自己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倒是你们出名了,把我捧出了名。但是,我要说,有一点你们还没有超过我,那就是我培养了一代像你们这样出色的数学家,而你们还没有培养出超过自己的学生。这是多么崇高的师道,又是多么深刻的哲理呵!苏先生的一席话,可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教师的天职——培养超过自己的学生。”我们不妨把能培养超过自己的学生的教育现象谓之“苏步青效应”。

“苏步青效应”是现代科学和现代教育规律的集中体现。根据著名的D·普赖斯指数增长律,现代科学知识的增长,不是线性增长,也不是平方增长,而是以一种特殊的超越函数增长着。用通俗的语言说,那就是每过若干年,知识量就要翻一番。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任何一个领域、任何一个学科,如若要保持指数增长的势头,就必须有全新的学科(或领域)不断涌现,而全新的学科领域,又往往需要年轻的科学家去开拓。这样一来,现代科学就为现代教育提出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那就是如此众多的开拓性的科学人才从哪里来的问题。显然,它要求每一个科学家能培养出更多的超过自己的学生,去完成新兴学科的探索和研究。一个学派、一个国家,如果他们的科学家,只能“复制”自己一样水平的科学人才,只会培养“离开老师就不能走路”的学生,那么,这个学派(或国家)的科学能力,定然迅速地衰落下去。

 历史上,几个学派的衰落便是佐证。玻尔是大物理学家,他培养了许多超过自己的学生,这些学生不但完成了他的科学研究纲领,而且还开辟全新的领域,把量子论发展成为量子力学,形成世界知名的哥本哈根学派。玻尔死后,小玻尔虽然学着父亲的办法,精心地领导玻尔研究所的工作,但是,不久就衰落了。还有,冯·卡门学派亦是这样。冯·卡门虽然培养了众多的杰出科学家,形成技术科学领域名垂青史的卡门学派。但是,卡门之后,这个学派同样衰落了。究其根源,都在于他们的继承者,不能发挥巨大的“苏步青效应”。卡汶迪什学派则不然。它创立至今,几经繁衍,经久不衰,究其原因亦正在于它的几代领导人(如汤姆逊、卢瑟福、布拉格等)都有科学的精神,都能产生巨大的“苏步青效应”。其中布拉格教授最为典型。1937年,当他接任卡汶迪什实验室主任时,核物理人才都流向美国去了,留给他的是一个烂摊子。是在核物理领域“修补老例”,还是“另辟蹊径”呢?布拉格胸有成竹地对记者说:“我们已经教会全世界如何搞核物理了,现在,我们应该教他们搞点别的事情了。”具体的措施,就是支持了两个“科学狂人”。一个是“退伍军人”马丁·赖尔,他想用无线电进行天文观察;另一个人是范茹茨,是个幻想用X光观测血红蛋白的青年人。这两人的想法,都受到核物理学家们的嘲笑,认为他们是“疯子”。但是,布拉格坚定地支持他们。结果这两个弟子,开辟了射电天文学和分子生物学方向。当布拉格退休时,这两个方向上,已经有好几个人获诺贝尔奖金,而布拉格教授却以此为自豪,从不妒忌他们。卡汶迪什实验室所以在卢瑟福死后没有像玻尔之后那样衰落下去,布拉格的“苏步青效应”非常重要。他让自己的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保持了旺盛的创新精神。显然,“苏步青效应”是现代科学健康发展的基本保证。但是,“苏步青效应”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尤其在现代,科学结构的形成,知识惰性的增加,科学家愈是有成就,就愈难发挥“苏步青效应”。这是因为一个人科学规范一俟形成,这种规范就对异己的知识单发生强烈的排它性,就像泡里自己提出“不相容原理”,却坚决反对电子自旋概念一样,因为后者是量子力学规范中从来没有的概念,而且是一个青年物理学家克隆尼希提出的。朗道自己是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却亲自“枪毙”了年青的沙皮罗的论文,后者比李政道、杨振宁早3个月提出了“宇称不守恒”概念,却把诺贝尔奖失掉了。更加有趣的是,量子理论的创始人普朗克。他自己最早提出“量子”的概念,同经典力学作了痛苦的告别,但是他又不同意爱因斯坦的“光量子”学说,说这是年轻人的“失足”。可见,发挥“苏步青效应”是何等的困难,相比之下,苏先生在现代科学的条件下,在文明惰性十分强大的东方文化背景下,能如此发挥“苏步青效应”,实乃最值得歌颂的“师道”和“师德”啊!

 记住吧!教师之德,在于培养出超过自己的学生。这难道不是当前教育体制改革中的一件十分重要之事吗?

 

 

“斯隆风尚”与“苏步青效应”

武夷山

科学网 2009-12-11 08:00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557-277745.htm

    成思危先生在《管理科学与科学管理》(管理科学学报,2002年第3期,19)一文中介绍说:“艾尔弗雷德. 斯隆(18751966,影响深远的美国企业家)的墓碑上是这样写的:这里埋葬的是斯隆,他最大的能耐就是善于发现比他更能干的人。

    我把发现、推举、任用比自己更能干的人这种高风亮节称为“斯隆风尚”。

赵红州和蒋国华在1985年9月22日《光明日报》发表题为《“苏步青效应”》文章,文章说:

苏步青教授是著名的数学家。他培养了我国一代年轻的学者,其中有的已经是世界知名的数学家。有一次,苏先生在接见自己的学生时说,人家都说名师出高徒,我看还是高徒捧名师。我自己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倒是你们出名了,把我捧出了名。但是,我要说,有一点你们还没有超过我,那就是我培养了一代像你们这样出色的数学家,而你们还没有培养出超过自己的学生。这是多么崇高的师道,又是多么深刻的哲理呵!苏先生的一席话,可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教师的天职——培养超过自己的学生。”我们不妨把能培养超过自己的学生的教育现象谓之苏步青效应”。

博主: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大师”。但无论怎么定义大师,大家似乎都是把个人自身取得非凡成就作为大师的起码条件的。像艾尔弗雷德·斯隆这样善于发现比自己更能干者的人则不一定被公认为大师。苏步青拥有数学大师的地位,但像他这样努力培养超过自己的学生的其他人则不一定都被公认为大师。比如,要说培养大师的本事,在我国,百年来大约很难有人超过清华大学叶企孙教授(1898-1977)。可是,有多少人记住了他?有多少人了解他?建议大家读一读《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因此,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托起明天的大师”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比大师还要稀缺。我们缺乏大师,我们更缺乏“托起明天的大师”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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